我父亲现在已经年世63岁，已经成为一个老人的年龄，但是他的养老保险问题，却因为政府法规上的种种硬性条款，而导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好的交代。这使我父亲每天睡不着觉，谩骂政府，作为女儿的我，看了实在痛心。现在我把他的具体情况写下来，希望懂法律的朋友能给我一些建议，看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父亲现在的情况，具体事件如下：
冤屈的23年（1960-83年）农场留场
在我父亲11岁的时候，母亲便去世，留下他们兄妹六人，父亲排行老二。爷爷借亡妻之名在外面到处招惹女人，寻花问柳，并经常带一些不务正业的女人回家，父亲因为脾气生性倔强、暴躁，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，于是经常顶撞和咒骂爷爷。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就没有再读书，因为没有人付学费，在家管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，爷爷每月仅给三块钱的生活费，其他不闻不问，把所以可以利用的时间，都投放到如何去骗女人、讨好女人最终达到奸淫的目的上去了。后来，父亲为了其他兄妹五人的生活费，便把家里皮箱上的铜片撬下来卖，把棉被的棉絮抽出来卖，如此的顶撞和对爷爷的抗争，让爷爷十分生气。长时间的积累，爷爷在1960年10月16日，将爸爸（当时才15岁）以“找工作”为由骗进了少年管教所。后来才知道，是爷爷运用自己的身份和手段，打申请报告好几次，和派出所的内部人员勾结，才促成了此事。父亲自从被骗进少管所以后，就也没有人敢管他和女人之间的鬼混事情（因为其他兄妹年纪还很小，不敢管），也没有人来顶撞咒骂他，仿佛扫除了一件障碍一般，爷爷他就可以过上荒淫无耻、安枕无忧的日子。
1960年10月16日，父亲被正式送入少管所，由于父亲的脾气刚烈，经常在少管所叫嚷“为何把自己关进来”的不平语句，并经常和管理人员进行顶撞，于是，在1962年，父亲又被转送到了大清牧场劳动教养。因为父亲一直坚持不认罪认错的态度（其实父亲并没有触犯任何当时的法律），在农场经常被“典型化”而遭受处罚，正逢牧场与农场合并之际，父亲又被加期三年送进了“十里坪”农场。
四年后的６８年初，“文革”运动蓬勃深入，解放军进驻农场，在６月份，军代表宣布处理父亲回家。“文革”中的杭州，公、检、法都已砸烂，派出所不复存在，户口再也无法落实。在杭州闲晃两个月后的某天，市民兵指挥部的“造反派”在户籍警的陪同下，突然冲进父亲家里，又强行把父亲押送回十里坪农场。父亲反抗！说他们无法无天，没有王法，属于“非法绑架”，他们就把父亲带上手铐，说他带头煽动闹事，反抗无产阶级专政，由于正处于“文革”运动的动荡期，什么人权、法制统统遭到横扫和砸烂。到金华十里坪农场后，他们要打开父亲的手铐他不肯，父亲要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，为什么无缘无姑把他送进农场，可想而知，又遭到他们的暴打，并反吊双手挂在树上，用棍棒往死里打。
从1968年到1979年的漫长11年，父亲开始了在十里坪农场的留场生涯。因为那时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疯狂的非常时期，吊、打、捆、绑、关禁闭、饿饭及超强度的劳动体罚更是家常便饭，动不动地无限上纲，无中生有地叫人批判所谓“抗改份子”，以致父亲被天天批斗，挂语录牌“顽固分子”。最后，到７９年他们认为父亲已无可救药，最终把他转送三大队劳教三年。在８３年，父亲终于解教回杭，２３年梦魇般的苦难岁月才算走到尽头。
回杭之后对此案件的到处奔波
回杭以后，因为一直没有政策出台可以解决父亲的问题，更别提父亲可以有足够的金钱去请求律师的帮助，温饱的问题都很难解决。这件事一直困扰着父亲的生活，试想，一个没有犯错的人，被无缘无故关了23年之久，那是怎么样的愤怒，父亲一方面想讨回案情的真相，一方面也想讨回自己的工龄，享受应得的养老保险。到06年4月份，父亲向社区求助，街道司法部写了 去了十里坪，终于换来一张纸证明父亲11年的工龄，但是提供这个线索的是一个曾经在里面任职的管理人员，并不是十里坪农场这个机关。父亲凭着这张纸找到社会保障局，但保障局却以所提供材料不具有效性回绝了父亲的申请。父亲没有其他的办法，也只好暂时作罢。
08年1月15日，父亲给杭州市王国平书记写了一封关于讨回工龄的信。
08年5月14日，王国平书记阅信后转省信访局处理。
08年5月27日，省信访局将案件转交省司法厅，省司法厅又发函转交市司法局办理。
08年6月2日，市司法局将这件事情转交给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处理，希望他们能帮忙落实父亲的11年工龄。但监狱局已时间过长为由，因为由社会部门来负责为由，再次把责任推给了社会。
各个机关的推诿，没有一个机关肯来处理一下父亲的案子，这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社会机关办事的作风。
08年6月25日，父亲因为事情没办法得以解决，再次写信给省司法厅。
08年7月28日，省司法厅发函转十里坪监狱处理。
08年8月8日，十里坪监狱发函说：根据档案记载，1969年8月—1979年12月父亲确实在那边留场，可以计算工龄，建议父亲向目前所属单位和杭州市劳动保险办公室提出申请。
08年11月25日，杭州市劳动保障局来信答复：1999年7月经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《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》规定，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，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。因此，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参保，在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，若有国家规定可以认定的连续工龄可视作缴费年限，符合条件就可以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。由于父亲回杭后既未参加企业工作，又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，因为不符合条件。
社会保险是从92年4月才实施的，试问，以父亲当时的经济条件，怎么交的起社会保险？然后他所指的是连续工龄，虽然农场也承认了父亲的11年工龄，但是这11年后依照父亲的文化程度，如何可以找到一份可以帮他交社会保障的工作呢？如果依照硬性法规的规定，是否父亲的工龄问题就要石沉大海，无法解决了呢？明摆着的11年工龄，却在这些法规的面前，化为虚无，实在痛心。
09年2月，父亲又写信给中国司法部和中国信访局，希望通过国家的最高机关解决这个问题，但都以没人收信为由无法投递，和网上大肆宣传的“国家信访局已处理多少案件的成功”相比，大相径庭。这也让我对国家机关的办事作风大失所望，不知道什么才是他们提倡的“为民办事”。
如今，父亲已经是一位63岁的老人，老婆是残疾人，也没有工作，家里的收入主要靠每个月政府最低生活保障金度日。我刚毕业，因为经济危机，工作也尚未稳定，整个家庭如何承担如此大的经济负担。都说杭州是一个品质之城，那么应该是对事情特事特办的，因为条列的框子而放着不管，请问所提倡的“品质”又在何处呢？作为女儿，每天看父亲的愁眉，失眠，实在目不忍睹，再次向大家求救，希望大家能我一些解决的途径和建议。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都会为了父亲努力到底，等待大家的建议，谢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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